2009年又挥手与我们作别，在这依依不舍的时刻，让我不觉想起这一年中相继离我们而去的六位大师——任继愈、季羡林、欧阳山尊、贝时璋、钱学森、杨宪益，这六位大师先后远行，让中国文化的朗朗晴空顿时陷入阴霾。

 

　　前不久，刚刚读完叶永烈著的《走近钱学森》一书，掩卷沉思，让我的心情更加难以平静。我想到了这六位大师，他们激切峻急的辞别方式，让我们对未来路向悚然一惊：“中国文化的漫长征程上，新时代培养的才俊中，还有没有像他们一样光耀未来的星斗？”。怀疑常常是一种比怀念更坚忍、更能穿透时间的力量。穿越百年时空的追问，何尝不是一个民族的焦虑与追索？

 

　　读罢《走近钱学森》一书，我就越加深切怀念这位中国火箭、导弹、航天事业的拓荒者和奠基人、人民的科学家。钱学森的一生跌宕起伏，充满传奇色彩。他出身中国的华丽家族，家学渊远，1935年横渡太平洋，成为美国航空大师冯·卡门的高足。他在美国从事火箭研究，参与国防机要，甚至一度在五角楼上班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，他以美军中校身份参加美国空军顾问团，前往德国考察火箭和导弹的研制工作，审讯德国火箭鼻祖冯·布劳恩。在新中国诞生后，他准备回祖国效力，却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“调查”，甚至以“间谍”罪被捕入狱。美国千方百计阻止钱学森回国，因为他们深知钱学森“抵得上五个师”！

 

　　1955年10月8日，钱学森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。为了这一天，他经过五年的久久期盼，经过五年的艰辛斗争。最终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过问下，终于踏上了回家之路。钱老在谈及这件事时说：“我这一辈子有三次非常激动时刻。第一次就是在1955年，我被允许回国了。”

 

　　从回到祖国的那天开始，钱老就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。他运筹帷幄，稳坐军中账，对中国的“两弹一星”及载人航天事业作出不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，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提升大国地位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。

 

　　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巨星，却在生活和工作中异常低调，我在这里撷取书中几段鲜人为知的故事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位人民科学家的高风亮节和高尚情操，不得不让人们折服和肃然起敬。

 

　　钱老为中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不朽的功勋，这是世界公认的。但他一直不喜欢人们称他为“火箭之父”、“导弹之父”之类颂扬性的称谓。他说：“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，渺小得很。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，是中国共产党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！”，“一切成就归于党，归于集体，我本人只是恰逢其时，做了该做的工作，仅此而已。”，“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，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。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各种工作表示满意的话，那才是最高的奖赏。”

 

　　通常，人们视副职转正为仕途升迁，而钱老反过来从正转副，只求有利于工作。后来，他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、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一连串副职。此外，他不参加剪彩仪式、鉴定会、开幕庆典，也不为人题词、写序，不兼任任何顾问、名誉顾问之类的荣誉性职务。

 

　　20世纪90年代，组织上曾经打算给他盖一座带院子的小楼，这样便于他在院子里晒晒太阳，散散步。可是，钱学森一再谢绝。他说：“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船归国的那些人都好，这已经脱离群众了，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安，我不能脱离一般科技人员太远。”秘书告诉他，你说的是“老皇历”了，现在科学家的住房条件都大有改善，很多人的住房比你宽敞。钱老却对秘书说：“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，习惯了，感觉很好。你们别折腾我，把我折腾到新房子里，我于心不安，心情不好，能有利于身体健康吗？以后不要再提这个问题了。”

 

　　2005年3月29日，已经94岁高龄的他，在解放军总医院病房里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作了一次长谈。他的谈话重点就是重视培养创新人才。钱老指出：今天找你们来，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，即人才培养问题。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，而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。要培养会动脑筋，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。回国以后，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，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，国家才会有大发展。我今年已90多岁了，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，忧虑的就是这一点。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的殷殷嘱托，令人深思和动容。

 

　　2009年10月31日上午8时，钱老离开了人世。消息传出，全国震惊。深秋的北京满地落叶。众多市民涌向航天大院，悼念这位科学巨匠。人们都为失去这么一位优秀的科学家而疼心不已。钱老走了，但我们深信，大师风范永存！人民永远会记住他！

 

　　2009年带走了六位我们深爱的大师，渐渐地离我们而去。我们将带着这份缱绻，带着这份深情，带着贤哲的期冀，跨入新的一年。我们相信，在努力推动社会主义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，中华民族将才俊倍出，代不乏人！。